1951年8月16日，躺在病床上彌留之際的杜月笙精神突然清醒了過來，他喊來女兒杜美如并對她說：「去把匯豐銀行存的保險箱里面的包裹取出來」。

杜美如滿口答應，去銀行取來了保險箱，柄從保險箱里取出了一個包裹，當包裹拿來后，家人以為要分遺產，可當杜月笙打開以后，家人們卻都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。

家人圍過來一看，里面是什麼東西呢？仔細一看，這保險箱的包裹里并沒有金條和銀元，也沒有奇珍異寶，里面全是一沓沓別人向杜月笙借款的欠條。

這些欠條中，少則5000美元，多的則高達500根「大黃魚」（金條），這些簽名的借款人，大多是當時有錢有勢的軍政要員，完全有還債能力。

此時的杜家在香港的生活已經非常困頓。

早在1945年的5月，杜月笙便動身搭乘客輪來到了香港。

當客輪駛抵香港，聞訊趕來迎接杜月笙的，只有在香港的少數家人和親友。

寥寥幾人的冷清場面，在喧囂嘈雜的碼頭上，顯得毫不起眼，杜月笙見此，一股悲愴之情瞬間涌上心頭。

來到香港的杜月笙，早已不是曾經在上海叱咤風云的杜老闆了。

到香港后，杜月笙一家直接住進了事先買好的房子——堅尼地台十八號。

這套房子并不是高檔別墅，而是是一樓一底的格局，樓上住著杜月笙的同鄉好友陸根泉一家。

陸根泉是陸根記營造廠的老闆，是當時聞名的營造業巨子，一樓的杜公館就是陸根泉通過香港房地產業的朋友，用6萬港幣頂下來的。

和上海氣派的杜公館相比，這所房子顯得實在太過寒磣，不僅不夠氣派，既無庭院，又無圍墻，沒有后花園，就連房間也少得可憐。

此時，連同孟小冬在內，杜月笙的家眷一共有二十多余人，還有司機、秘書、仆人等十余人，如果都住在這里，根本住不開。

為了減輕住房壓力，杜月笙只好讓三太太孫佩豪帶著兒子住在外面，其他已經成家的三個兒子也都住在了外面，而仆人中僅留了一兩個住家，其他也都住在外邊。

此時的杜公館門前再也沒有了昔日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象，常來杜公館的也大多只是平日的至親好友。

杜月笙的身體也每況愈下，哮喘病時有發作，神智渙散，好在孟小冬一直在身旁無微不至地照顧，而杜月笙一直是閉門養病的狀態。

當時的杜家早已不算富裕，杜月笙來香港前賣掉上海杜美路大樓的45萬美金，是來香港前就已經存在香港了，而他逃離上海時很倉促，并沒有帶什麼錢，只能吃老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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